彩繪傢俱

關於部落格
傢俱設計
  • 126

    累積人氣

  • 0

    今日人氣

    0

    訂閱人氣

來自兩個世界的革命通信

  《兩面之詞:關於革命問題的通信》   作者:趙汀陽 德佈雷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政治的革命,周而複始,但革命中使用的武器,一去不回。   新京報製圖/師春雷   從趙汀陽、德佈雷的對話中,可以發現理性與情感、利益與感覺、現實與理想的分野,儘管他們有著共同的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省,但他們在對於一個現代型的國家治理如何可能的認識上,卻有著殊途同歸的共識,趙汀陽汲取的是前現代的溫情與和諧,而德佈雷重視的是現代世界之中如何形成連帶感的元素,他的言論或許不那麼“政治正確”,卻有著相當大的政治解釋效力:“一個國家沒有感覺,它只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臟和感情(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面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神話的功能正是要團結分散的人民、不同利益的階級(把一堆變成一體)以及激發所有人的能量。只有幻境才能使人前進。”質言之,感覺世界在政治動員和治理中的作用,遠遠超過冷冰冰的理性。這真是一場卓有成效的“革命對話”。   □書評人 唐小兵   “革命”,這些年知識界的一個熱門詞彙,知識人之間異見迭出、紛爭不已的一個分水嶺。遠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近如作家韓少功的《革命後記》等,都在以個人化的方式重構中國革命。而中國學者趙汀陽與法國左派學者德佈雷(拉美革命中格瓦拉的戰友,後轉向文學、媒介學研究)關於革命問題的六組通信集《兩面之詞》,也將跨語際對話聚焦在“革命”這一關鍵詞。   趙汀陽 革命的警惕者   趙汀陽對革命持有更負面的看法,他更多的是從革命對人性造成的敗壞、對原有和諧的社會秩序造成的顛覆,以及革命動搖了生活世界的意義秩序等角度來反思革命。他基本上認為革命是非理性的狂歡,儘管有著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但在現實主義的政治實踐中,這種烏托邦往往無法著落到地,甚至可能因追求這種烏托邦而造成民族的集體心靈創傷。   趙汀陽面對革命的複雜態度和情感,其實也是相當多中國知識人共有的曖昧情緒。在他們看來,一方面“革命的那種暴風驟雨式的行動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愛情、友情和命運感,使人卷入一種改變世界和創造歷史的直接感受。”革命似乎創造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真實圖景,並使卑微的勞動者從現實的泥淖中探出頭來,彼此聯動,共同呼喊,形成了一種全球或區域範圍內的心靈連帶,凡俗的生命突然被賦予了超凡入聖的神聖感,短暫的個體生命被瞬間提升到一個具有永續感的歷史脈絡之中。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的趙汀陽,同時迅速警覺到革命的“非理性”以及“永恆輪迴”。趙汀陽說:“在情感上,我同情革命,因為追求理想不是錯誤;但在理性上,我謹慎地看待革命,因為革命不可能實現理想,反而會破壞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規則和價值觀。”關鍵是當歷史闖入個體的生命世界時,支配個人或者群體的更多是冷靜的理性還是動人的激情?   德佈雷 積極看待革命的理想   作為一個從革命硝煙中走出來的思考者,德佈雷超越了這種經院哲學般的兩分法,也沒有學院知識分子固有的“書生氣”(其實質是不接地氣)。德佈雷坦然其對身邊的微小事情的興趣,遠遠超過對構建一個宏大體系的興趣,他的歷史感與現實感都超乎尋常,能夠以直接的方式談論相當棘手的問題。   對於革命,他的評價沒有趙汀陽那麼負面。從消極的層面來說,他認為革命並非世人所論造成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深層斷裂,在從傳統到現代世界的延長線上,德佈雷看到了奇怪的悖論,比如“反對濫用權力的無政府派起義最終會導致一個更強硬、更集中的政權”,比如“革命自以為是地自稱要成為國際主義革命,……但革命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民族主義情緒的空前鞏固。”德佈雷相當敏銳地指出,“集體心態或歷史的慣性,就稱民族特性吧,它們的壽命往往要長於那些以為只需要操作群眾運動和簡單的口號就能消滅舊時對現時影響的狂人想象。”   從積極層面來看,德佈雷說自己並不認同趙汀陽對革命後果的悲觀論,雖然他理解後者的心情。在德佈雷看來,20世紀的革命信仰也讓一些流浪者、憤世嫉俗者或冒險者在全球範圍里感受到了類似的博愛。革命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或者冷戰的意識形態,讓革命者“以一個共同的理想、以分享夢的名義走到一起,而不是為了做生意賺錢。”在德佈雷的理解之中,做生意形成的紐帶是脆弱的弱聯繫,隨時可能被替代並且常常被庸俗的討價還價所困擾,而乾革命形成的卻是休戚與共的強聯繫,能夠超克金融資本主義的虛假性和霸權體系。從這一點來看,後革命時代的德佈雷仍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   政治革命過氣了,技術革命正當道   德佈雷並未被這種理想的氣質改造成不切實際或者陷溺在可悲的自我專註之中的“情懷黨”人,相對於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翻天覆地的巨變,德佈雷更願意談論靜悄悄的技術革命對人類生活的顛覆性影響。   他說,“唯一跳出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只有它們才是不復返的。有了電流後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互聯網和集裝箱更實際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這種事物才是真正推動歷史的火車頭,是唯一保證了不可否認的和不可逆轉的進步(無論是好或者壞的進步),雖然總是被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忽視(他們真不應該藐視工程師)。最具顛覆性的革命是沒有人鼓吹、沒有人策劃甚至沒有人宣佈過的。它們既沒有領袖也沒有旗幟,靜悄悄地踮著腳尖,默默無聞地往前走:活塞·電流·數字化。”   儘管如此,德佈雷仍舊不願意捨棄對“革命意義”的動人書寫,作為一個法國出身的左派,他在骨子裡就懷疑所謂的“理性”,我們可以在他之前加上薩特、福柯、德里達、馬爾庫塞等一長串的法國學者名單,像雷蒙·阿隆這樣強調政治理性的學者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從來就是邊緣的。德佈雷認為知識分子對革命行動的非理性主義的擔心,是一種杞人憂天,沒有想象和神話的動員,沒有歷史的宏大敘事和創世紀的革命圖景,革命何以可能?改變何以實現?革命圖景是照亮並刺穿灰暗現實的必需品,“如果沒有了鼓舞人心的烏托邦和帶勁頭的信念,我們的社會將就地腐爛而變得無聊透頂。”而生活其中的個人,就會變成“庸庸碌碌的管理者”。1968年的五月風暴之後,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法國已經不再有真正的革命,“假性懷孕結束了!”民主取代革命成為關鍵詞,普遍的平庸替換了對理想的追尋。  (原標題:來自兩個世界的革命通信)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